两个月前,我从云南回来,写了一篇《杨慎在保山》,引《康熙通志》:
杨慎归蜀,年已七十余,而滇士有谗之抚臣王昺者。昺,俗戾人也,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。慎不得已,至滇,则昺以墨败;然慎不能归,病寓禅寺以殁。
乍一看,觉得很新鲜。用银链子把一个曾经中过状元的绝代才子锁回来,可能是一种特殊待遇。如果允许他穿了大红官衣,戴甩发,那“扮相”是很美的。后来一想,王昺是“俗戾人”,干不出这样的韵事。我于是断定:“银铛”的“银”,是个误刻的错字。“银”当作“锒”。那么,杨升庵还是被用铁链子锁回云南的。七十多岁的老人,铁索锒铛,一步一步,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走着,惨!
近阅《升庵诗话》“锒铛”条云:
《后汉书》:“崔烈以锒铛锁”。锒铛,大锁也。今多讹作金银之银,至有“银锁三公脚,刀撞仆射头”之句(按,此不知何人诗)。其传讹习舛如此。
读后哑然。想不到升庵这一条小考证,后来竟应在自己的身上。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竟至被人“以锒铛锁来滇”;更没有想到志书上把“锒铛”误为“银铛”。造化如小儿,真能恶作剧!
我到保山,曾希望找到一点升庵的遗迹,但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。王昶《滇行日录》曰:
访杨升庵谪居故址,为今甲仗库。入视之,有楼三楹,坏不可憩矣。楼下有人书三春柳律句,庭前有桃数株。
王昶是乾隆时人,距升庵也不过二百五十年左右,其时已荒败如此,今天升庵遗迹荡然,是不足怪的。所堪庆幸的是,保山保存关于杨升庵的文字资料还不少,保山人对升庵是很有感情的。
遗址不能寻觅,是不是可以择一好风景的地方给升庵盖一个小小的纪念馆?再小一点,叫做纪念室也可以。保山尽多佳山水,难道不能容升庵一席之地么?
升庵著作甚多,据云有七十种。这些著作大都雕印过。是不是可以搜集到两个全份,一份存新都升庵祠,一份存保山?
对于王昺,我觉得也可以整出一份材料,并且也可以给他辟一个纪念馆。馆内陈列,一概依从王昺的观点,不置可否。一个人迫害知识分子,总有他的道理。
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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