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坐在床上,大屁股压得床罩四角都被扯了出来。他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,裤子上已经干了的油漆印儿也冻得跟铆钉似的。他身上一股面包味儿。他讲他想买的那栋房子的事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,又抱怨拉丁裔想买套房子是多么艰难。我让他站起来,好把床重新铺好,于是他走到窗前。这雪下得真大,他说。我点点头,希望他能小声点。在房间另一端,安娜·?爱丽斯才刚睡下不久。前半夜,她一直在为她那几个留在山美纳注的孩子祈祷,而且我知道,天亮了之后她还得去厂里上班。她在床上辗转反侧,把自己埋在厚厚的被子底下,头上压着个枕头。虽然是在美国,没那么多蚊子,但她还是在床上罩了蚊帐。
外头有辆卡车在转弯,他告诉我。那小子够倒霉,这样的鬼天气还要出车。
这条街车是蛮多的,我说,一点不假。最近一阵子,每天天亮之后,我都去门前草坪上捡从卡车上颠下来的粗盐和碎石——也算一小笔财富了。躺下吧,我对他说,于是他走了过来,钻进被窝。他的衣服冻得很硬,我等到被窝里暖和起来才解开他的裤带。我们俩冷得直哆嗦,直到有了热气,他才开始触摸我的身体。
雅丝敏,他说。他的胡子抵着我的耳朵,硬硬的,硌得我生疼。今天我们面包厂死了个人。他好一会儿没说话,似乎沉默是个弹簧,能把他的下一句话弹出来似的。那家伙从屋椽上摔了下来。艾克托尔在传送带之间找到了他的尸体。
他是你的朋友吗?
这家伙,是我从酒吧里雇来的。我跟他讲,我们这里童叟无欺。
好惨,我说。但愿他没有家人。
可能有的。
你看见他了吗?
什么意思?
你看见他怎么死的吗?
没有。我只是去把经理找来,然后他叫我把守好现场,别叫任何人靠近。经理自己呢,就在那儿抱着胳膊。以往房顶上的活都是我干的。
你真幸运,拉蒙。
就算是吧,但如果出事的是我,怎么办?
别犯傻。
如果出事的是我,你会怎么办?
我把脸庞贴近他;如果他期待我会有更多的温存的表示,那就错看我了。我想说,我能怎么办,还不跟你在圣多明各的老婆一样,束手无策。安娜·?爱丽斯在角落里大声嚷嚷了两句,但她是假装的,把我从这窘境中解救了出来。拉蒙果然安静了下来,因为他不想把安娜吵醒。过了一会儿,他起了身,坐在窗前。雪又飘了起来。WADO电台注说,今年冬天比前四年都冷,兴许也是近十年内最难熬的。我看着他:他抽着烟,手指摩挲着自己眼睛四周细瘦的骨头和嘴巴一圈松松垮垮的皮肤。我很好奇,他此刻正想着谁。也许是他的老婆薇尔塔,或者他的孩子。他在胡安娜区注有栋房子;我看过薇尔塔寄来的照片。照片上,她很清瘦,悲戚戚的,现在已经死了的儿子站在她身旁。拉蒙把照片放在一个罐子里,把罐口封得严严实实,然后藏在床底下。
我们没有接吻,就这么睡着了。后来我醒了,他也醒了。我问他,要不要回他自己的住处,他说不去了。我又一次醒来时,他还在熟睡。在这斗室的黑暗和寒冷中,他的身形让人难以分辨。我抓起他粗壮的大手。它沉甸甸的,每个指甲盖下面都藏着面粉。有时在夜间,我会吻起他那些像李子一样皱巴巴的指关节。他这双手,在我们交往的这整整三年里,一直都有饼干和面包的香味。
他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和我或者安娜·?爱丽斯说话。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片蓝色的一次性剃刀片,刀锋上已经开始出现锈迹了。他在自己脸颊和下巴涂上肥皂,用的是冰冷的自来水,然后把脸刮干净,胡楂虽然没了,却刮破了好几处皮肤。我就这么看着他洗漱,任自己裸露的胸脯冷得直起鸡皮疙瘩。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楼,出了大门,牙上还残留着一点牙膏。他前脚刚走,后脚我就听见同舍的住户在埋怨他。我走进厨房的时候,她们就问我,他自己难道没有地方睡觉吗?我回答说,他有的,然后笑一笑。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,我看着他把衣服兜帽戴上,快速把身上的三层衣服——衬衣、毛衣和外套裹紧,以抵御寒风。
安娜·?爱丽斯把自己的被子踢掉。你这是在干吗?她问道。
什么也没干,我说。她头发乱蓬蓬的,躺在那儿看我穿衣服。
你得学会信任自己的男人,她说。
我是信任他的。
她亲了亲我的鼻子,下了楼梯。我梳好了头发,再把被子上的食物碎屑和阴毛掸掉。安娜·?爱丽斯相信,拉蒙不会抛弃我,因为他在这儿已经扎下了根,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了。他也许会一直走到机场,但最后还是狠不下心来上飞机。他就是这种男人,她说。安娜·?爱丽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留在了多米尼加,已经将近七年没见过他们了。她深知,要想走得远,就非得牺牲一些东西不可。
我在卫生间里,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。水珠里漂浮着他的胡楂,像一个个指南针。
我在两个街区外的圣彼得医院注上班。我从不迟到,上班时间从不擅离洗衣房,一直在热浪中煎熬。我把要洗的东西装进洗衣机,把洗好的湿衣服塞进烘干机,再把过滤网上的棉绒清理掉,一大勺一大勺地量好需要的洗衣粉。我手下管着四个工人,挣的是美国标准的工资,但这的确是牛马不如的苦活。我戴着手套翻检成堆的床单。勤杂工(大多数是黑皮肤的拉丁裔)会把脏床单送下来。我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;但他们通过床单上的污迹和印痕(用疾病与死亡拼出的字母)与我交流。有的污迹太深,我就得把这些太脏的床单扔进一个特别的篮子。有个巴伊托阿注来的女孩告诉我,她听人说,那个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烧掉。因为那是艾滋病人留下的,她小声说。有的污迹已经褪色,说明有段时间了,但有的血迹非常新鲜,腥气很重。你要是看到我们洗衣房里有这么多血迹,肯定会以为外头在打大仗呢。的确是场恶战,不过是在人体内打的,新来的女孩说。
我手下的姑娘们不是很靠谱,但我喜欢和她们一起干活。她们会放音乐,闹别扭,还会给我讲笑话。我从不向她们大吼大叫,也不欺负她们,所以她们挺喜欢我的。她们都很年轻,是被父母送到美国来的,和我刚来时的年纪相仿。我今年二十八岁,来美国已经五年了,她们都把我看成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,但我刚来的时候孤独得要命,每天都心痛难忍。
有几个姑娘在谈恋爱,我就不能太仰仗她们。这几个人上班会迟到,有时一连旷工几周。她们有时连招呼都不跟你打一个,就径自搬去了纽约或友联布注。出了这种事情的时候,我就得去找经理。他个矮,人瘦,鸟模鸟样;脸上没有胡子,但胸毛很浓,一直长到脖子那儿。我把情况告诉他,他就把跑掉的女孩的求职书找出来,撕成两半,声音干脆利落。不到一个钟头,就有某个女工送了个朋友来找我,申请空缺出来的岗位。
最新来的姑娘叫萨曼莎,是个刺儿头。她皮肤黝黑,眉毛很浓,一张尖酸刻薄的刀子嘴,让你往往在最没提防的时候被她伤到。有个姑娘跑去特拉华之后,萨曼莎补了她的缺。她来美国才六周,美国冬天的严寒让她瞠目结舌。萨曼莎上班没几天,已经两次把装洗涤剂的桶打翻了;她还有个坏习惯,就是干活时不戴手套,然后又用手揉眼睛。她跟我说,她前阵子生过病,被迫搬了两次家,同住的人还偷了她的钱。她那神情是典型的落水狗的怯懦和惶恐。干活就是干活,我告诉她,但我还是借了她不少午饭钱,还允许她用医院的洗衣机洗她自己的衣服。我原指望她会感谢我,不料她说我的嗓门像个爷们。
美国的天气一直这么糟糕吗?我听见她这样问别人。还会越来越糟糕呢,她们说。等着下冻雨吧。她远远看着我,皮笑肉不笑,有点犹豫的样子。她才十五岁,身材又精瘦的,看上去绝不像个当妈的,但她已经把她的胖儿子马诺罗的照片给我看过了。她在特地等我回答,因为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,但我没理她,继续干活。我也曾试着向她传授干活的窍门,但她好像根本不感兴趣,只是吧唧吧唧地嚼着口香糖,笑眯眯地看我,就好像我是个废话连篇的七十岁老太似的。我展开下一张床单,只见上面的血迹形状像一朵比巴掌略小的红色花朵。给我洗衣篮,我说,萨曼莎就把篮子一把撑开。我把这床单卷成球,抛了出去。结果正中靶心,拖边入了网。
一连洗了九个小时的床单之后,我下班回家了,边吃着蘸热油的冷木薯,边等拉蒙开着他那辆借来的车来接我。他要载我去看另一栋房子。他从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梦想着买栋自己的房子,辛苦了那么多年,攒了些钱,现在总算是有可能了。有多少人能走到这一步呢?只有那些坚持不懈、从不动摇的人,谨小慎微、一直走运的人。拉蒙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对买房子的事认真得不得了,所以我也不能马虎。每周我们都出去找房子。他对这事可当真了,穿得整整齐齐,就像要去面试办签证似的。他开车带我在帕特森较僻静的街区转悠,那儿的树木枝杈遮盖着屋顶和车库。必须要小心谨慎,他说,我也同意。只要可能,他总会带我一块儿去,但我自己也知道,我其实帮不上多少忙。我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大变动,我告诉他。他喜欢的房子在我眼里都是缺陷重重。看完房子,在车里的时候,他说我故意破坏他的梦想,还说我太顽固。
我们原打算今晚再去看一栋房子的。他走进厨房,拍着皲裂的双手,但我没那个心情,他也看得出来。于是他在我身旁坐下,把手放到我膝盖上。你不去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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