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生产商,以增加政府的选择余地。但是,垄断可以将一切资源集中使用,其竞争力和效率都非同一般,对我的近期发展极为有利。短时间内,董氏公司必然,也很有必要一家独大。我只能在税收和政策上鼓励工商业发展,来降低董氏所属企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所占的比例,此比例民国元年必会超过90%。但是,这些政策,必然也是对董氏公司有利的。
这一时期,我在国内并没有太大影响。
民国元年1月末,根据隐龙社提供证据和线索,我出动了完成训练的新兵开展了‘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分子’的行动,简称‘严打’。这也算是安徽新军的传统了,训练结束的士兵,以对匪徒的实战来检验效果。
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,安庆法院的法官们,开出了四万多张逮捕令。行动之前,各地区警察以培训为名,被集中到警局。随后,警察配合新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。‘严打’严厉地打击了犯罪分子,尤其是帮派势力和土豪劣绅,总计逮捕63941名涉案人员——有被抓现行的,牵涉案件十多万起。因为种种原因,当天没有被捕的相关人员,也在随后的通缉中,纷纷落网。这些案件审理了整整十一个月,刚刚完备的百余个法庭开始了高速运转,根据警察机构——主要是隐龙社,提供的确凿证据,对4352名案犯处以极刑,44891名罪犯被判处劳役等有期徒刑。其他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,或无罪施放。经过‘严打’,安徽的社会治安大幅好转,有力的支持了下一步的建设工作,又打击了同盟会的势力。
4月,有不法分子——隐龙社的消息“和同盟会有关”,组织越狱,被看守驻军一举击毙137人,打伤350多人。消息一经传出,震动全省,轰动全国。
同盟会控制的报纸对我严厉谴责,指责我出卖国家利益,以权谋私,镇压民主云云,还翻出了我之前剿匪,被称为‘董阎王’的事。《安徽日报》则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,指责同盟会勾结匪徒,横行不法,“……民主是法制下的民主,并不是说,革命党就可以杀人放火横行不法,……”,并为我辩护——“目前看来,安徽政府借款是为了教育建设,而南京政府借款则是为了吃饭嫖娼,……”。持公正立场的以《申报》和《安徽时报》为代表,支持我对匪徒的打击行动,认为‘严打’总体上,是有确凿证据的。同时,两者也认为,安徽的法律并不健全,审理过程也不是完全准确无误的,以权谋私是有一些,但“卖国”是无稽之谈——我签署的协议,与孙在民国初的公告和意图签署的条约差远了。
这样的新闻也就是一会的事,很快民众的注意力就被另一件事所吸引了。那就是“田中方受贿案”,也被时人称为“陈管家卖主案”——是其管家陈X举报的。田中方是实业司的一个科长,主管道路的修建,在工作中收取贿赂二万两。陈管家是看着田长大的,很受其信任。后来,陈管家知道了军政府重奖举报人的规定,辗转反侧了好几天。最后,自己当老爷的念头占了上风,还是将其举报了。田X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,行贿者被判五年有期徒刑,贿赂被没收。但是,民众关心的焦点不是这个,民众更关心那一万两银子。要知道,安庆普通人家一年也就收入三十来两。
所以,《安庆时报》的记者给陈管家作专访时,首先就问,“奖励兑现了没有?”陈X是红光满面,十分高兴的回答:“兑现了,50%的奖金,免税,一共一万四千元。”然后,就开始为自己辩护,“……”,记者打断了陈的话,问他“奖励是不是他举报的直接原因?”陈反驳敷衍了几次,最后生气的反问“如果是记者是他,会怎么办?”记者在后面写道,“是啊,如果是我,我会怎么办?我的报酬在记者里是高的,每年能有一千圆,除去10%的所得税,还有九百。如果我处于此种情况,我会怎么办?多半也会如此吧!”并把举报电话、地址附录在文章后面。
文章发表后,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主要影响有两种,一个是举报者突然间多了起来,最夸张的一位是失宠的小妾举报了其丈夫,然后,带着数万圆远走高飞鸟;另一种,很多人立志要做记者鸟。
在这一系列的案件中,有许多问题出现。比如文物、古董、字画等的价格如何确定,有很多人为该物品出示虚假证明,严重低估其价值。当时,又没有职业资格认定,无法吊销其执照,判刑又证据不足。于是,只能处以罚款,并因其多次鉴定失误,而取消其鉴定的法律效应。当事人,一个姓魏的老朝奉,以为没事了。相对来说,罚款只是小数目,取消不取消,也没有谁知道,过后一活动,也就没事鸟。谁知第二天一看报纸,就吐血了。法院以其罚款在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广告,宣布此事,并宣告其人的鉴定不再具备法律效应——等于砸了他的饭碗。像这样的鉴定名家,都很有门路。一直托人托到我这里,我当时的答复是,“事情有两个可能,一是确实走眼了,那是本事不行,既然看不准,还做什么鉴定;二是有意看错,那就活该了,没判他做伪证就不错了,找什么找。”
第19章
1月中,我在议会试图讨论通过《“土地村有”试行办法》,并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了宣传。尽管民生党在议会占据了绝对多数,尽管《办法》有着种种好处,但我仍然不得不挨个进行说服,详细地解释说服,并交换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——主要是针对所有地主的,三年的投资免税(投资优惠限额与土地价值挂钩),以及针对议员个人的,技术扶持,政策倾斜和同等质量下的优先采购权。2月底,议会以23票赞成,14票反对,6票弃权,刚过半数的票数,勉强通过了《“土地村有”试行办法》。没有办法,人们对土地的执着,还在我的预料之外,而议员们个个有钱,也就是说,个个有地在手。尽管这些人见多识广,比较开明,但没有足够的利益,是不可能让众位议员松口的。至于‘强制通过’此类的念头,一开始就被我否决了。开玩笑!如果这些有见识的都不能说服,还想说服那些乡下的土财主?我可不希望安徽暴乱不断,何况,建设的主力知识分子多半出自此类家庭。
与此同时,《“土地村有”试行办法》也在《安庆时报》、《安徽实业报》、《安庆日报》、《阁钞汇编》、《安徽俗话报》上刊登,引起极大的争议。争议的焦点迅速由“‘土地村有’应不应该实施”——毕竟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多少风险,属于极端的惠民政策——转移到“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”。无论如何,在议会通过后,“土地村有”没有任何法理上的阻碍,开始逐步实施了。
这是一个相当长,且困难重重的过程。最主要的问题,在于‘如何公平合理地确定土地的价格’。许多农场管理培训班——也称作“村长培训班”——的毕业生,经过这一阶段,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“地主和农民没有一个好东西”——这自然是偏激了,但反映了那时候双方都想占便宜的心理。直到几个月后,夏收结束,仍有不少地方没有结束这一过程。便采用了强制措施——由政府机构进行估价——由于是许多评估人员中的三个人分别估价,取合理数据的平均值,这三人彼此之间不见面,无法勾结,也就谁也不敢过于偏向。所以,这一过程基本是公平的。因为严打刚过,大大地震撼了民心,没有什么人敢于叛乱。偶尔,有人想不开,由于没有组织,也被迅速镇压了。但是,中国人民是智慧的——安徽军政府被告上安徽高等法庭,要求终止该《办法》的执行——该案审理时间长达一年半,待结案时关心的民众已经极少了。安徽军政府胜诉,理由是:法律保护合法性私有财产,但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情况下,可以经议会批准,征用私有财产,但须以相等价值补偿业主——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观念确有不同。
至于,到南京、北京告“御状”的,多了去,双方的电报公文,不知发了多少。无数的大人物和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家伙给我写信,可以说,这一时期,我是中国收信最多的人。我能够体会后世改革者的压力了,电话还没有普及就如此,想想那时候不由打了个冷战。这时候绝对不能服软,我命人挡驾,其它人等一律不见。反正“现官不如现管”,我抗着“自治”的大旗,一概不加理会。同时,加紧了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工作,并增加了半公开的士兵操练。总之,我是名声大振,完全可以用“声名狼藉”来形容。我唯一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,就是收集了无数名人的书信,将来拍卖,也可以卖两个钱。
因为这一政策的广泛讨论和众多反对派,使其广为人知。政策规定的帐目公开,政务公开,也受到广泛的监督,贪污舞弊的情况极少发生——一旦发生,当事人很快会被法办。配合训练有素的巡警,舆论的宣传鼓动,以及效果显著的严打,这一政策执行期间,基本没有引发恶性案件。
《“土地村有”试行办法》规定的每村居民,虽然没有达到一千户,但也有八百多户了。这还是由于当时的基础建设和工厂招工,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。否则,只多不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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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华是枞阳农校的毕业生,在“村长培训班”的成绩并不优秀,目前也是泾县的一个村长了。成为村长,固然想一展所学,为国为民,“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”——安徽都督董某语。但是,没有利益的诱惑,王文华是不会坚持下来的——减去原始出产后每年新增的部分的5%归村长所有。起码最初的三个月,王文华是每天躺在床上,默默地告诉自己,“我能行,我一定行”,并且天天念着那5%,咬牙坚持过来的。王文华没有仔细算过那会有多少钱,但一万一千多亩地,干的再次,产值也能比原来增加一倍,干个几年,怎么还不挣个一二万元。每当想这里,王文华的嘴就合不上了,老王家穷了几代了,可算是让我赶上了——枞阳农校的学生家里有钱的,那是凤角麟毛。
不过,钱也不是好挣的,要不是董都督下了大功夫,动员了新军和学生,广为宣传,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?讨论地价的时候,差不多快要把王文华给愁死了。哎,谈到钱的时候,没有一个不想占便宜的!
不管怎么说,最困难的时候,已经过去了。每天早晨晨四五点种起床,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,修桥铺路修水利沼气,种稻豆麦玉米苜宿黑麦草,养鸡鸭鹅鱼猪羊牛马,晚上还要讲课——识字算数农活养殖天南地北,后来没有讲的就读报纸侃大山,总之,王文华忙的是不可开交。但是,一想到那5%,王文华就一点儿也不累了。
起初,自然是修建村小学。军政府为小学的成立提供了二千五百圆经费,主要用于购地和房屋、用具、体育设施的建设。学校的地大一点即可,无所谓贫瘠与否。所以,几十亩地也不过几百元。然后就是平整土地,和房屋建设——小学教室是村里最好的房子,红砖青瓦的楼房,极美丽。至于足球场、篮球场、排球场、田径场,及游泳池等设施,其实都很简陋。以足球场为例,就是一块空地,一边一个球门,平时连网都没有——那是比赛专用设备。
用钱比较多的是,各种用具,以及门窗、桌椅板凳等等。
王文华琢磨,怎么也得把劳务费挣下来。如果能自己做桌椅板凳和门窗,就更好了。王文华集中了村里几个会木工活的,几经努力,总算是把活包下了。然后,购买种子、农机具、大牲畜,以及牛犊、猪崽、鸡雏什么的,军政府提供的2万圆低息贷款——年息四厘,五年期——根本不经花。根据财会老师的提醒,王文华把工钱压的很低,以挖土方为例,一方土1分钱——几年后涨到2。5分一方土——要不然必然不够花。这样一来,一个壮劳力每月能挣1~2块钱,王文华勉强没有欠工资。
这一年年景不错,王文华又用心,黄村是丰产又丰收。一万只鸡卖了五千圆,四百只猪也卖了五千圆,鱼卖了一千两百圆,总共一万一千两百块——这基本就是这半年的新增收入——由于种植了牧草和饲料,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,亩产量虽有所提高,但总产量差不多。玉米又要作为精饲料——这样来年饲料基本就够了,不准备出售,所以,计算收入时是不计入的。王文华盘算了一下,又买了台脱壳机,那稻麦脱不脱壳要差上好大的价钱。
我在皖省通电到村,由于农民集中居住,相对而言,政府还可以负担,电线的铺设只花了不到二千万。随农村位置的远近,电价为0。04~0。06元度。虽然和用煤油价格差不多,但农民开始用的也不多。主要是王文华、小学教师们和警察,这些吃公粮的人家,以及大户人家使用。此外,就是学校、王文华等免费开办的扫盲班和农业技术培训班在用。一般每户每月也就一二角钱。
果然,年终县里聘请的会计师审计了帐目,一项一项算给众人听,给原地主和银行结清利息,这半年的新增收入为一万零五百三十一圆,王文华分红为五百二十几圆钱。全村每户多分了十一块多,又分了三十斤猪肉,二十斤鱼,两只鸡,家家户户都很高兴。这些钱物,加起来不到二十圆钱,可相对原来的收入,今年也快翻番了。
'注'此时的粮食亩产在二石半左右,每石一百二十斤,田租五层。这样算来,一家五口每年至少需要十亩地,十石米,才能吃饱,也就是,三十块钱,安徽农民基本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。不遇到天灾人祸生病等情况,有时吃糠咽菜,还能添一两件新衣服。偶尔多一点儿,也就三几块钱。
王文华也并不感到失望,大头在后头。那四百头肉牛来年就能卖个二三万圆,每个月出栏的鸡猪羊也能有几千块,来年最少也能分红六七千。
王文华哼着小曲回家了,“为来年预备的两万圆该怎么花?种子必不可少,化肥和农药也要用一些——说是少用,少用也得用不是,农机具再添置点,还是用不了,要不,干脆把沼气池都改成水泥的,那钱又不够了,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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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,有一半的村长像王文华一样分红了几百圆;有近三分之一村基本持平,村长分红为几圆,甚至没有分红;其余五分之一的村折了本,有百分之一二的村亏损较重,村长不得不对村民百般解释——其实折本是按当年的帐目来讲,各村的具体情况不一样,有些村的长期投资比较大,当年算起来就亏损了。真正亏损的也就是七八个村,只要不是个人私欲造成的,基本不会撤换——要换我也得有人手。但对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较差的,由政府提供一个管理人员作为其本人的助手。管理人员工资暂时由政府垫付,过后,再在村长分红里扣除。管理人员通常与村长也有分红协议,在村长的分红里,管理人员一般能在村长的分红里分享20%~40%。聘请管理人员的,倒有不少,很多人其实并不擅长这个。
民国元年年前,我那个私人农庄改造成为一个食品公司——来福食品公司,并加大了投资,购进各种机器设备,在其之下设置了面粉厂、榨油厂、米厂、屠宰厂和罐头厂。然后,我将全部的股份分配给新军官兵,并叮嘱他们不要出售,这是给他们将来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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